【周末書薦】張子凌著：《高長柱與周昆田赴藏日記研究》

張子凌編著：《高長柱與周昆田赴藏日記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23年7月

序言

關注涉藏日記價值，拓展藏學研究新思路

——喜饒尼瑪

今天，我們已經充分地認識到單憑文獻資料研究歷史，有一定的局限。日記是歷史研究中值得重視的材料，與檔案文獻相比有著其獨特的價值。當今學界對日記研究的重視程度在加深，因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文本內容上，更在于其有別于其他資料的特殊性。正如余佐贊（華文出版社總編輯）先生所說：“對于普通讀者，可以從這些歷史名人、文化大師的日記中看到他們平凡的另一面，窺探他們的內心世界；對于研究者來說，則是為其了解中國社會與歷史變遷提供了一個‘窗口’，是一次難得的親近一線歷史細節，獲得獨特歷史信息與文化信息的思想之旅?！钡?，我們的學者過去對此關注不夠，如不少重要的涉藏日記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盡管日記通常被認為是私人書寫，難免有偏頗之處。但是，它的特點亦較明顯，可補公共敘事之不足，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近代史上，不少人因為生活在西藏或被派往西藏工作，所見所聞留下的日記堪稱珍貴。同時，一些看起來與藏事關系不大的人，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由于各種原因也與藏事有所接觸，從而為我們的歷史研究另辟蹊徑。近代藏族史所涉日記等史料十分豐富，通過仔細梳理與比較，可以彌補相關研究的缺陷，以豐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近年來，各個時期的涉藏日記出版甚多，研究者也逐漸增多。我們高興地看到在藏學研究領域已經出版了多部相關書籍和論文，一些塵封的歷史被公諸于世。如藏族近代史研究中，《有泰駐藏日記》就已為不少學人關注，為研究清末西藏歷史提供了較大的幫助。中國藏學出版社等也出版了多部涉藏日記，對研究20世紀的西藏具有特殊價值。僅民國時期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戴新三所撰《拉薩日記》就已有王川等多位學者研究，撰有相關論文多篇，還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點資助。國外學者對涉藏日記的關注也在升溫。如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藏學家梅·戈爾斯坦的《西藏現代史：山雨欲來（1955—1957）》就用到了分裂主義分子夏格巴的《日記》。他特別強調：“這不是夏格巴的個人‘日記’，是他作為‘哲堪孜松’秘書長的角色而記錄下的政治性‘日記’?！苯?，我的博士韓敬山整理注釋的歐陽無畏的《藏尼游記》《達旺調查記》等受到學界關注，也是一例。但是，正如王川教授所言：“此外，還有很多重要涉藏人物的私密日記散落在民間，同樣值得整理出版，以推進藏學研究。這些私人日記，少為人知，利用得很不夠?！?/p>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驚喜地注意到從中央民族大學畢業，現就職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張子凌就是其中一位研究私人日記的青年學者。自2008年碩士畢業以來，她一直從事與民國藏事檔案文獻相關的整理研究工作，專注民國時期涉藏歷史研究，先后參加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作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匯編》等項目，也發表過不少民國時期的涉藏檔案文獻的相關論文。

《高長柱與周昆田赴藏日記研究》是她在整理、校注民國時期蒙藏委員會的兩位官員高長柱、周昆田的日記和游記時所編著，并在收錄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結合自身研究所得撰寫的新作。

高長柱與周昆田同為民國時期蒙藏委員會的官員，也同為研究邊疆問題與藏學的學者。兩位先生也都曾到過西藏及其他藏族聚居地區，其間留下了許多較為珍貴的記述?！陡唛L柱與周昆田赴藏日記研究》所選取的史料，都是難得的材料。其一是高長柱作為護送九世班禪回藏行轅的參軍從西寧至玉樹的途中所記的日記；其二是篇幅較長的高長柱奉命赴藏擬接替蔣致余的途中日記；其三是周昆田作為陪同吳忠信見證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的行轅秘書，所回憶的赴藏途中與內返途中的兩篇游記。他們都是彼時涉及達賴、班禪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其對親歷、親見、親聞事件的真實記載，是非常值得挖掘的史料。這些日記中所記錄的內容涉及西藏及藏事相關重要人物、歷史事件、地理環境、風物民俗等，字數雖不多，但認真加以整理注釋，則非常有價值。需要指出的是，張子凌在編著《高長柱與周昆田赴藏日記研究》時，對一些相關人名、地名作了細心地注釋，尤為可貴的是，她克服困難，還加上了藏文。這不僅有利于讀者的閱讀，也解決了一些前人未予注意或未加解決的問題，使我們對民國時期的涉藏歷史、地理以及人物、事件能從不同角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很有裨益的佐證。

個人日記，在歷史長河中可以說是碎片，對日記所載，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就牽涉到使用者的立場、學力和功力了，當然，這并非一日之功。但我們在對學界利用日記體發表的成果進行梳理后，發現還存在著依靠單一日記、選題窄小、框架與思路重復等不少問題。由此，提醒我們發現與整理“新”日記、深挖日記中的豐富內涵、拓展研究視野，將私人的記錄放到大時代、大事件中進行分析，是進一步深化日記研究不可或缺的途徑。在這方面，張子凌的《高長柱與周昆田赴藏日記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另辟蹊徑的研究方式讓人頗有感觸。

目前，有人認為利用日記等進行研究是“碎片化”。這種說法是很不全面準確的。正如著名學者王笛所說：“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有局部和整體，或者說碎片與整體，兩者甚至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沒有局部，哪有整體？沒有零件，哪有機器？……所謂‘碎片’和‘整體’，就是零件與組裝的關系。整體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沒有整體，但卻不能沒有碎片?！?/p>

對此，陳寅恪先生也有一段話講得好。記者問到他有人詆毀考據之學為細微末節，先生如何主張？他說“細微末節不是考據之病，只要是有系統的東西就合乎科學，譬如生物學要在顯微鏡下面觀察東西，這不是更細微嗎？”他說，持這種論調的人反而是無科學頭腦。

需要注意的是，日記等史料與檔案文獻各有優劣，既不可厚此薄彼，也不要厚彼薄此，二者互為補充，互為參照，互為印證，相得益彰。唯有廣覽各類史料，對照分析，認真查證，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始能寫出嚴謹科學的學術論著。

畢竟正走在這條路上，我對后起之秀張子凌的努力，看在眼里，喜在心頭。她甘于坐冷板凳，一步一個腳印，從最基礎的史料整理、注釋做起，實屬不易。相信如此而為，必有所成。歷史學沒有對史料的掌握和熟悉，豈談研究。藏學界需要有一批不計名利，不圖虛名，踏踏實實的學者。

子凌誠意所托作序，雖曾推托，但因作為校友且此書亦是我研究之領域，故寫下這些話，是為序。

2021年盛夏于北京

后記

——張子凌

自2008年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工作以來，我一直從事民國時期涉藏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十余年來，相較于學界的同齡人，實在算不上刻苦努力，但是憑著對藏學事業的一腔熱愛之情，我激勵自己編撰了這本，也是第一本獨立完成的著作，還是有頗多感受。

在整理檔案文獻的過程中，我對民國時期重要人物的日記、游記、手稿等史料關注較多，因為讀起來不艱澀難懂且頗有意思，由此便萌生了整理并注釋這些史料的念頭，同時也抱著效仿學界前輩進行研究的想法，既不耽誤本職工作，也正好是學習和鉆研學術的絕佳機會。經過數年來逐步的積累，終于略有收獲，繼而又在整理注釋的基礎上撰寫了三篇文章，即是今天本書的雛形。

選擇高長柱和周昆田兩位先生的日記和游記作為研究的對象，不能不說是緣分。兩位先生年齡相仿，高長柱大周昆田四歲，他們同是安徽老鄉，彼時又都在同為安徽人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先生身邊任職，且在邊務問題尤其是西藏及藏事的研究領域都頗有成果與建樹。兩人在工作中也有著極其重要的、相似的經歷：高長柱曾奉派參加十三世達賴喇嘛致祭、護送九世班禪返藏，并赴藏接替蔣致余參議，雖最終未入藏，但亦經歷了籌備、啟動、滯留、交涉、等待之數月歷程；周昆田則曾隨吳忠信先生入藏見證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的盛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兩位先生有共同的愛好，都喜歡將自己的經歷以日記或游記的形式記錄下來。

在編撰本書的過程中，我也著實遇到了不少困難，尤其是在對一些地名進行注釋的過程中。像民國時期的一些山脈、河流名稱基本延續了清代的叫法，清代關于西藏的史地方輿著作從數量上雖說不少，但因為計里畫方的傳統制圖與西方經緯度畫法差異較大，而且無論是《衛藏圖識》還是《新疆圖志》《新疆山脈圖志》內的山脈與河流名稱均與今天的名稱有較大差異，其中更是夾雜藏語、滿語、蒙古語等各種音譯的名稱，所以，企圖將這些地名等項與今一一對應，難度較大。另外由于高長柱與周昆田兩位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均去臺灣，為相關資料的搜尋帶來了一些困難，故此書在研究上的不足之處在所難免，但若能對從事民國藏學研究，尤其是喜愛歷史地理研究領域的學者有些許的幫助，我將不勝欣慰。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要說的話實在很多，但是，最想要說的還是感謝，從本書編撰的初衷，進而到日記的整理，論文的寫作，逐條的注釋，直至出版的過程中都得到了許多老師和朋友的關心與支持，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僅憑我的個人能力，著實難以付梓。為此，感謝中央民族大學原副校長喜饒尼瑪教授，不僅時常為我釋疑解難，而且還不辭勞苦為本書撰寫序言，并聯絡在泰國的吳忠信先生后人詢問關于周昆田先生的資料，幫助我跨越了寫作中的瓶頸。教授對吾等青年一輩學者的鼓勵與教誨，令我深深感動。感謝臺灣政治大學陳又新老師為本書提供珍貴的參考資料；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張永攀老師對我在編撰本書過程中的悉心指導與答疑解惑；感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原所長張云老師對本書提出的中肯的修改意見與建議；感謝中國藏學出版社洪濤社長在本書的編輯出版過程中所給予的支持與幫助。最后，還要特別感謝責任編輯季垣垣老師，她在本書的編審過程中花費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使書稿臻于完善。

遺憾的是，季垣垣老師已于2022年10月12日因病與世長辭，未能見到這本由她最后一次擔任責編的作品。這也成為了我心中永遠的意難平，在此深深緬懷敬愛的季老師。

最后想說的是，由于本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完成，在查閱資料過程中有諸多不便之處，導致在編撰中占有資料不全，再加上本人的研究水平十分有限，書中難免存在內容缺漏、資料匱乏，以及論述不全面、注釋不精準甚至錯誤等問題。對此深表歉意，同時也希望學界同仁和讀者批評指正。

202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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