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書薦】張子凌：西藏宗教的時代化變遷——讀《寺院與社區：藏傳佛教中國化視野》的思考

廖云路著：《寺院與社區——藏傳佛教中國化視野》，中國藏學出版社2023年3月

舊西藏，宗教特別是藏傳佛教在社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生活和希望，維護著權貴和僧團自身的利益。1959年西藏社會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宗教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后，西藏宗教成為個人信仰的自由選擇，寺院作為藏傳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發揮著其獨特的職能，僧尼與其他社會成員一樣作為普通公民享有權利和義務。

藏傳佛教從“政教合一”地位退到社會子系統，政教關系決定了藏傳佛教事務必須要接受黨和國家的領導。無論從宗教的主觀愿望，還是社會穩定的需要，國家都勢必會高度重視藏傳佛教這一社會子系統，也構成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社會語境。  

隨著中國社會高速發展，西藏社會經濟實現歷史性跨越，各民族群眾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學習方式、就業選擇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宗教作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必然隨之發展變化。推動宗教中國化是時代的課題，藏傳佛教也必須在所處社會環境中調整自己，適應時代。不能說藏傳佛教本來就是中國特色的佛教派別，不存在中國化的問題；也不能說藏傳佛教已經完成中國化了，不需要再去推進。宗教中國化不是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發展的鮮活過程。

現實社會中宗教與社會關系的演變是值得社會學、經濟學、宗教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學者關注的前沿課題。廖云路博士的新作《寺院與社區——藏傳佛教中國化視野》一書正是這一研究課題的最新成果。藏傳佛教中國化，是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在宗教工作中的根本遵循。該書利用宗教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將藏傳佛教與社會的關系具體化為“寺院與社區”的關系，認為藏傳佛教在社會中的結構性地位變遷決定了不同寺院與社區之間耦合而成的形式、層次和邏輯，折射出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可能性路徑。對寺院這一宗教實體和周邊社區細致入微的觀察與剖析，是廖博士在長期扎實田野調查基礎上的歸納與總結。該書以藏傳佛教寺院與社區的互動關系為切入口“破題”藏傳佛教中國化，探討國家、宗教、社會等要素作用于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有效形式，是構建宗教中國化學術話語體系的有益探索。

去過西藏的人大都知道，許多藏傳佛教寺院一般都建在依山傍水的高地上，與社區保持著一定距離。原因在于寺院與社區的分離不僅便于寺院管理，彰顯了寺院的神圣性，同時也最大限度避免了社區居民對寺院的打擾，有利于僧人潛心修佛。而廖云路所調研的扎基寺、策門林寺、丹吉林寺這三所小寺院都身處于拉薩的鬧市區中，是典型的社區性寺院，與建立在高地上的藏傳佛教寺廟有所不同，它們各具特色，冷暖自知。

按照資源的屬性，宗教資源可分為神圣性資源和世俗性資源、集體性資源和個體性資源等不同類型。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這三所寺院所在的地理環境、宗教產品和組織結構，在本書中，廖云路借鑒了著名社會學者肖堯中《都市佛寺的社會交換研究》一書對寺院資源的分類法，將寺院的宗教資源分為空間資源、物力資源、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其中，空間資源為寺院所在地理位置、空間布局，以及與社區環境的耦合情況等；物力資源為寺院所擁有的神靈、法器、壁畫、儀式和維系日常運轉的生活設施等；人力資源包括寺院自身擁有的僧人、勤雜人員，以及慕名而來的部分社區居民、企業經營者等；財力資源是指寺院所持有且能夠通過市場運作使之不斷壯大的財產。這三所社區性寺院都是依靠宗教資源在社區中的重新配置，來調動社區對自身的支持，從而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下去。

依據廖云路博士的分類法，通過他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可以看出這三所寺院在宗教資源上各有各的特點：從空間資源上看，扎基寺的優勢最為明顯，它地處于拉薩城關區，距離自治區水利廳和拉薩北郊客運站不遠，人流量密集，且扎基寺的寺院廣場既為扎基寺增添了神圣性色彩，使“寺院更加像一座寺院”，又豐富了寺院的服務功能。尤其當寺院市場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廣場的空地可以隨時改作經營等用途，讓寺院應對市場需求的能力更強。

扎基寺整體布局

信眾在寺院廣場燒香，后面是扎基寺紀念品商店。

從物力資源上看，策門林寺所供奉的神像數量最多，僅宗喀巴大師的佛像，就根據不同的坐姿、手印姿勢分為好幾座。且它創辦的講經儀式與節慶性宗教儀式在滿足信眾需求、提升寺院名氣、增加寺院收入等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功。其中節慶性宗教儀式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日常性宗教儀式，信眾供奉的各種資糧是平時的幾十倍，正是基于日常性宗教儀式經營中的資源匱乏，在諸多因素下觸碰到了神圣性之于宗教資源的意義，才促成了節慶性宗教儀式的資源集中。

策門林寺整體布局

節慶性宗教儀式期間，信眾在居民大院里活動。

從財力資源上看，丹吉林寺自任攝政的六世第穆之后，積累了豐厚的財產，以至于丹吉林寺在西藏有“綠松石寶盆”之稱。同時它也是拉薩老城區信眾最多的寺院之一，拉薩人甚至把丹吉林寺稱為“昂措拉讓”（我們的寺院）。但在十三世達賴當政時期，丹吉林寺財產被多次瓜分，直到1937年經熱振活佛認定，正式交由桑耶寺管理后才得以維持下來。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選擇下，丹吉林寺借力桑耶寺的符號影響力，以保障宗教資源行之有效的運行。

丹吉林寺大殿

丹吉林寺正殿臺階下方設有供品銷售點，信眾自取后隨布施交給上方的僧人。

通過廖云路的調研分析，我們看到扎基寺的“圍寺而商”是宗教資源市場化的寫照；策門林寺的“嘛尼同珠”是宗教資源儀式化的體現；丹吉林寺的“營銷代理”是宗教資源異地化的結果。正因為扎基寺以市場為中心的宗教經營，才催生了策門林寺以儀式為中心的宗教經營，三所寺院根據自身歷史文化以及人力、物力、財力等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經營策略。同時宗教資源的神圣性與世俗性關系呈現出一種“鐘擺模式”，一方面隨著社區資源來源的多元化，社區也可以根據寺院的宗教經營情況，對宗教資源進行選擇性“嵌入”，在合作大于競爭的關系下推動宗教市場的繁榮；另一方面寺院也在與周邊社區的互動關系中不斷進行調試，在大時代變遷中找準自身定位，維護合法權益，爭取健康發展。這樣的基于理性與信仰分化的寺院與社區關系，也更加符合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路徑。

一般觀點來看，包括藏傳佛教本身在內的所有文化現象，都會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化而產生變化。舊西藏的政教合一，僧團的至高無上是和彼時殘忍的封建農奴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西藏民主改革前，“三大領主”擁有大量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其中寺院與政權的利益高度吻合，藏傳佛教是政權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西藏民主改革后，寺院在經濟上的根基消失，必須通過宗教資源的配置實現對社會的整合，而作為有神論意識形態的藏傳佛教如何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是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前提，也是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根本性問題。

綜上，三座寺院在宗教資源配置上的時代化變遷，一方面對寺院的發展和藏傳佛教影響力的擴大起到了積極的推廣作用；另一方面，這三座處在鬧市區的寺院，和傳統意義上“遠離塵世”的寺院相比，已經逐漸有了本質上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可以理解為，寺院在適應當地社會、融入當地社會的改變中，逐漸完成了本土化、處境化的過程，從而尋找到一條更有利于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道路。這是一個漸進的、動態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

廖云路博士以寺院和社區這一選題為立足點，把宗教中國化的政策理論邏輯與田野調查實踐進行了嚴謹而生動的結合，這是他基于全景式的觀察和顯微鏡式的剖析，對藏傳佛教中國化視野作出的最好解讀。

（作者張子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副研究館員。）